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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重要调整

  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背景性因素,是全球化进程面临的冲击、调整和新的机会。全球化是“二战”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,不仅带来了增长动力,在逻辑上对所有国家都带来好处。当市场和要素配置在更大范围扩展的时候,原来在一国范围内过的不错的某些产业竞争力下降,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其他国家,要素和收入出现再分配。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习以为常,而那些好处较少得到者或相对受损者不满的声音却响亮起来了。部分西方政客利用机会,力图把对全球化的不满转化为政治资源。美国特朗普上台和欧洲一些国家反全球化政治势力抬头,一度增加了人们对全球化前景的担忧。
 
  近期形势变化表明,对全球化进程采取倒退、走回头路办法的空间并不大,对反全球化政治势力不宜高估。另一方面,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,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和调整,也是必要和可能的。加强教育培训、社会保障,提供新的就业创业机会;避免脱实向虚,保持并加强有竞争优势的实体经济;调整收入分配结构,促进机会公平,如此等等,都应成为调整中的重要议题,进而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发打好基础。
 
 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,更是贡献者。在逆全球化之风来袭之时,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重要调整。随着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减弱,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份额下降;资本输出加快,在规模上已经超过引进的外资,中国企业和产业在融入全球分工网络过程中,通过要素重组,力图重新定义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。另一方面,全球化进程中的调整和阵痛也对中国带来冲击。除了贸易保护外,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减税、重振制造业、新技术突破等,都对中国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形成竞争压力。当然,如果应对得当,也会成为中国再调整、再平衡、提高竞争力的契机。
 
  高质量发展的第五个背景性因素,是绿色发展由理念到行动,有可能成为与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相竞争并获胜的另一种发展模式。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直接原因,是在某些领域环境承受能力已经突破底线。
 
  在上述多种背景性因素的交织影响下,与其他经济体相比,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多、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。这部分地与发展阶段性特征相关,部分地与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历史结构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相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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